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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幾年前,法國新聞社邀請了全世界40多個國家的作家,撰寫了20世紀70年代初發生的國際文化藝術事件。 那時我是山東高密度的農民,沒想到我們村里有什么國際文化藝術的事。 后來,我想起了事件。 1972年晚秋,在縣城上映了朝鮮電影《賣花姑娘》。 人們說這部電影很好看,有些人都不流淚,在電影院哭得心臟病發作被送進了醫院。 這喚起了我們幾個年輕人的有趣。 我們是職員,去縣城看電影必須征得生產隊長的同意,我們沒有請假就偷偷跑了。 從我們村到縣城五十里的路程,我們不能急行軍,氣喘吁吁地向縣城跑去。 去縣城,11點之前的票都賣完了,只等了深夜的一次,結果進了電影院也客滿了。 電影剛開始不久,附近就響起了嗚咽聲,慢慢發展成嗚咽,然后有人放聲大哭。 我總是說眼睛很硬,但也感染了電影的故事,眼淚汪汪的。 看完電影后,我們通宵跑步回家。 第二天早上,隊長見到我們,第一句話是“為什么不休息就跑了?” 我們說我們看了一部非常感人的電影。 隊長說什么都比吃飯重要,電影能當飯吃嗎? 你們看了電影,今天可以不吃飯嗎? 我們說不行。 跑了一夜累了,我得吃飯。 事實上,從某種意義上來說,看電影確實比吃飯更重要。 如果我能餓一天看一部好電影,我一定餓了。

80年代,我上了解放軍藝術學院,有一個專攻電影評論的同學,寫了《賣花姑娘》賺了中國人一萬噸的眼淚。 我說,這是胡說八道,一萬噸眼淚幾乎是湖。 他給我買單了。 中國當時看電影的人有1億人,每人流眼淚就有1、2噸。 之后,為了寫文案引用了細節,我重新審視了“賣花姑娘”。 事件發生近30年了,當時我是年輕人,現在是中年人,看了那么多中外電影,難道《賣花姑娘》能流淚嗎? 結果依然流淚,這么簡單的情節我為什么要哭? 這部電影有我的青春歲月,我一邊看里面的情節,一邊想象我們忍著饑餓跑向縣里,想起當時那樣的年輕,那樣有追求,為了看電影不用吃飯。

前幾天我看了電影《芳華》,同樣流了好幾次淚。 看到草綠色軍服、紅色勛章和紅色帽子的徽章,我想起了20多年的軍事旅行生涯。 感覺電影里的每個人,都是自己身邊的戰友,他們的命運是我的命運,他們的青春是我的青春,他們的境遇也是我的境遇。 他們的命運受到挫折,個人生活變得很大困難,受到不公正的對待,特別是精神受傷的時候,我有同感。

我是不太高級的電影觀眾。 現在有點高級的電影觀眾,一部電影是否不以自己的眼淚為評價標準,甚至催淚的電影不深,真正深的電影不流淚,這種說法可以說是有道理的。 因為電影藝術太豐富了,主題素材太多樣了,風格也像萬花筒一樣耀眼。 我認為評價電影的標準也是千萬美元。 雖然是普通電影的觀眾,但我還是想看喚起自己青春想象的電影、共鳴的電影、我和電影人物命運混雜的電影。

我想起了第三部電影《紅高粱》。 這部電影看了好幾次,都不流淚,我反而覺得很有趣。 因為我知道這部電影的制作過程,沒有制造純粹的觀眾心情。 電影中看到鞏俐坐在石橋上,我馬上想起了帶朋友去拍電影。 上午一張也沒拍,他們很失望。 所以看《紅高粱》不感動,反而覺得有趣。 也就是說,通常觀眾沉浸在電影中感動死亡時,電影制作者們都在偷偷地笑。 電影導演想讓所有的觀眾都變成“傻瓜”。 觀眾想把電影沉浸在真實的事情中,特別是電影中,成為其中的一個角色。 我們的影評必須經常注意觀眾。 這是一部電影,不要太認真。 電影是藝術,也是技術。 這里面有值得大家榜樣的人物,也有值得大家批判的人物,有一點發光的思想,也有一點不健康的思想。 這需要電影評論指導觀眾,以更冷靜的態度和角度接受電影藝術。

大體上電影制作后,就存在了電影評論。 一開始沒有這么多刊物和電視頻道,但所有的觀眾都是潛在的評論家。 但是,在電影迅速發展一百多年后,電影評論非常成熟,產生了許多評論理論體系。 所以,電影電視大量上市的情況下,如何讓觀眾選擇最好的電影,如何讓觀眾從電影中找到最有價值的東西,這是電影評論的價值。

莫言,本名管謨業,1955年出生于山東高密度,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,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。 代表作有中篇小說《紅高粱家》、長篇小說《天堂蒜薹之歌》、《酒國》、《檀香刑》、《生死疲勞》、《蛙》等。 (莫言)

標題:“莫言:從某種意義上講 看電影確實比吃飯重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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